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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大臣伊凡·米海洛维奇·查尔斯基伯爵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这种信念查尔斯基伯爵是从年轻时起就养成了的：鸟儿生来靠昆虫果腹，靠羽毛飞翔，他生来就专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穿最舒适华贵的衣服，坐最稳便轻快的马车，而所有这一切，都应为他准备齐全。此外，这位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领到的各种俸禄越多，获得包括钻石勋章在内的各种奖章越多，与皇亲国戚交往的机会越多，那就越好，其他一切，与此基本信条相比，伯爵认为都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伯爵本着这种信念，在彼得堡生活和供职了整整四十年，到头来当上了大臣。
查尔斯基伯爵之所以能获得高位，其本领有三：第一，能捉摸出公文和法规的含义，而且能起草虽不流畅却能使人看懂并不会有错别字的文件；第二，他气字非凡，在必要的场合可以摆出威风凛凛、高不可攀的傲慢样儿，在另一场合又可做到卑躬屈膝乃至肉麻和卑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或公务活动方面，他概没有通用的原则和标准，所要做到的只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气，不让人看出他的言行如何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究竟合不合乎道德，他的行为对俄罗斯帝国以至全世界带来极大益处或极大害处，那是他不挂在心上的。
当他升为大臣时，不但依靠他的人（依靠他的人是很多的），就连局外人以及他自己，都认为他是位睿智的国家要人。然而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他毫无建树，毫无政绩，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规律，另一些跟他同样的，也能草拟文件、看懂公文含义、仪表堂堂而又毫无原则的官僚对他排挤，逼他不得不提出辞呈，从而引退。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他不但不是绝顶聪明、目光深远的人，而且极其昏聩，不学无术，自以为是，他的见地未必赶得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和那些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排挤他的官僚是一丘之貉——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都明白。但这丝毫也动摇不了他的信念，他依然深信，他就该每年从国库里领大笔的钱，每年就该领些装饰品来点缀他那讲究的将军服。此种信念是如此地强烈，乃至谁都不好意思拒绝他，于是他每年都进账好几万卢布：一部分是养老金，一部分是酬劳费，因为他在政府最高机构挂了名，又在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里戴着主席的桂冠；此外他每年都得到他所重视的新的权力，也就是有新的丝绦缀到肩上、裤子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奖章佩到礼服上。正因这个缘故，伯爵的结交非常广泛。
伯爵就像当年听办公室主任报告那样听完聂赫留朵夫的话，随即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一封是给上诉司参政官沃尔夫的。
“大家对他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十分正派的人，”伯爵说，“他欠我的情，所以会竭力帮忙的。”
另一封信则写给上诉委员会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伯爵对聂赫留朵夫说的菲道霞·比留科娃案情觉得很有动人之处，当聂赫留朵夫说有意上书皇后时，他答应遇有机会他可去宫中奏明，不过不能保证有这机会，上诉还是按正常步骤进行为好，如果叫他去参加星期四的官廷小型恳谈会，他也许会把这案子提出来。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艾特的便笺，便立即出发去那三个地方。
首先他去找玛丽艾特。当初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不太富裕的贵族家庭里的豆蔻少女，后来才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人，他听到过一些非议，说他专管政治犯，对待成百上千的政治犯非常残酷。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像往常那样感到心头沉重和难受：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他不得不来到压迫者那里向他们求情，求他们至少对某几个犯人约束些许他们习以为常的残暴，而这样一来，就像是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了。在这类情况下，他常常心里产生矛盾：去求情好呢，还是不求情的好？但后来还是决定去求。尽管找玛丽艾特和她丈夫感到别扭、不愉快，可是那个不幸的、厕身牢房受难的女人却可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不致再受痛苦。是的，虽然压迫者把他当作自己一边的人，但他已不把这些人当作自己人了，因而向这些人赔笑脸是一种虚伪，一踏进他们的社会，就像重又陷入原先习以为常的旧辙，不得不附和他们玩世不恭的调调、道德沦丧的习气。他在姨妈家时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今天早上和姨妈谈正事，谈着谈着，语调便由严肃而转为戏谑。
总的说来，久违的彼得堡使他肉体上感到亢奋，精神上受到麻痹。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而主要的是，人们不计道德，生活也就特别轻松。
漂亮、整洁、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经过漂亮、整洁、彬彬有礼的警察面前，沿着漂亮整洁、洒了水的石子马路，经过一幢幢漂亮整洁的楼房，来到紧靠运河边的玛丽艾特的府第。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了护眼罩的英国马，上面坐着个英国人模样的马车夫，身穿号衣，下半截脸留了络腮胡子，手执马鞭，一副骄傲的神态。
打开过道门把他让进前厅的守门人穿的是一尘不染的制服。前厅里站着的听差，号衣益发干净，而且镶有丝绦，他的络腮胡子也梳理得益发好看。另外还站着一个勤务兵，身穿干净的崭新军服，腰佩军刀。
“今儿将军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夫人就要出门了。”
聂赫留朵夫递过伯爵夫人的信，又掏出自己的名片，然后走到小桌跟前，正要在留言簿上写专程访谒未晤至怅之类的话，但见得听差往楼梯口走去，而守门人走出大门对外吆喝：“车来！”勤务兵唰的一个立正，双手紧贴裤缝，对着从楼上下来的太太行
举目礼。太太的个儿不高，但很苗条，步履轻盈，轻盈得和她的身份不相称。
她就是玛丽艾特。戴一顶插了根羽毛的宽边帽，一身黑——黑衣，黑斗篷，黑手套，脸上蒙了面纱。
她见到聂赫留朵夫，便撩起面纱，露出娇媚的脸和亮晶晶的眼睛来，审视了一下。
“哦，是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公爵！”她用愉悦的声音说道，“我差点儿认不出您来了……”
“怎么，您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
“怎会不记得，当初我和妹妹还爱上您了哩，”她用法语说，“不过，您的模样可变多了。啊，太遗憾了，正好我要出门。要不，咱们进去坐坐？”她说着犹犹豫豫地站定下来。
她瞅一眼挂钟。
“哦，不行，我要去卡敏斯卡娅家参加安魂祭。她伤心极了。”
“卡敏斯卡娅怎么啦？”
“难道您没听说起？……她儿子跟波律津决斗，被打死了。这是她的独子。真可怕。做母亲的心都碎了。”
“这我听说过。”
“不，我还是去参加的好，您明天来，要不今天晚上来。”说罢她迈动轻盈的碎步往大门走去。
“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他回答，和她一齐走到台阶上，“这次我是有事找您来的。”他瞧着台阶下一对驾车的枣红马说。
“什么事呢？”
“我姨妈已在这封信里写明了，”聂赫留朵夫便交给她那个本打算交给听差的狭长信封，上面印着一个很大的花体字母，“您读了就知道。”
“啊，伯爵夫人以为在公事上我能左右我的丈夫，她错了，我过问不了，也不想过问。但是，当然，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准备破个例。到底是什么事呀？”她一边说，一边用她戴黑手套的纤手去摸口袋。
“有个姑娘关在要塞里，但她和案子并没有牵连，而且她有病。”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丽季娅·舒斯托娃，信里写了。”
“嗯，好吧，我去试试。”她轻巧地跨进那辆装有弹簧软座的涂镍挡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马车，打开了小阳伞。听差坐上车台，向车夫发了个出发的手势，马车动了。但她忽然用阳伞尖捅了捅车夫的脊梁，于是那一对漂亮娇嫩的英国牝马的马嚼子便被勒紧，牝马停止了，仰起头在原地踢脚。
“您要来呀！不过，不要有事儿才来。”她说了嫣然一笑，这种笑的魅力她是很清楚的。在这之后，仿佛戏演完后落下帷幕一样放下她的面纱，“现在走吧。”她说，又用伞尖捅了一下车夫的脊梁。
聂赫留朵夫举起他的帽子。纯种英国枣红马打着响鼻，在鹅卵石马路上踩出一片清脆的蹄声，拖着轻便马车很快就走远了，只是在一些不平的路面上，那崭新的胶轮偶或轻轻颠动一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