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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列宁在大学读书时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这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讲义气的朋友，按其年龄来说，可算得是个上流社会很有教养的公子哥儿，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彬彬有礼，同时异常正直、诚挚。他不是特别用功，学习却十分出色，他的论文获过金质奖章，但并不以才子自居。
他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把替大众效力作为他青春年华的生活目标。而此种效力没有其他方式，只有在政府机构任职方能办到，因此，大学一毕业，他对能贡献出力量的一切活动做了番系统的考察，结果他认为在主管立法的某大臣的办公厅任职最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正确而勤恳地办理要他办的事，却并不觉得由此就满足了他想做一个有益的人的要求，也不觉得他做的是应该做的事情，尤其在他跟浅薄而又爱虚荣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之后，这种不满感就更加强烈了。为此他脱离了那里，来到参政院。他感到在参政院要好多了，可是，同样的不满感跟着他不放。
谢列宁时刻觉得一切不如所望，不像应该有的那样。此时，即他在参政院任职期间，别人为他谋划到了一个少年侍从的宫廷称号，于是他只得穿上绣花制服和白麻布胸衬，坐上马车去向各种各样的人道谢，因为他们抬举他当上了奴才。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对荣获这个职称的合理解释，因而比起在机关任职来他更觉得“不对劲儿”。不过，从一方面说，他拒绝这一任命，也就伤了帮他忙的那些人的心，因为那些人相信为他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从另一方面说，这项任命恰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弱点，当他在镜中看到自己身穿绣金制服，当他因这任命受到某些人的尊敬时，不由感到异常愉快。
他在婚姻方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别人为他撮合了一门亲事，从上流社会的观点而言，可说是最美满不过了，而他之所以要结婚，主要是因为，如果不结婚，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和撮合这门亲事的人，同时也因为娶到这么个娇滴滴的、出身名门的小姐恰也迎合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愉快。可是，没过多久，他觉察到这桩婚事比之谋得机关职务和获得宫廷职称更“不对劲儿”。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后再也不愿生育，投进奢侈的社交生活去了，而
且不管他愿不愿意，有时连他自己也得陪上。她生得不特别美，对他也颇忠实，然而，且不说这种生活使她的丈夫深受其害，就连她自己除了消耗大量精力、换得一身疲劳之外也是一无所获。话虽如此，她依旧执迷不悟，照此生活，她相信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也都支持她这种生活，因此他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一切尝试，就像鸡蛋碰上了石头。
他们的孩子，披一头长长的金黄色鬈发、**着两条小腿的姑娘，在他心目中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不是按他希望的那样培养的。夫妻互不理解，甚至不想彼此理解，在他们之间进行着一场瞒了外人耳目的、为了体面而尽量不露声色的暗斗，这就使得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变得极其沉重，使他觉得家庭生活比起在机关任职和在宫廷挂名来更“不对劲儿”。
不过，最最“不对劲儿”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如同那个时代、那个圈子里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所受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枷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得到了自由的。在他年纪很轻，在大学读书、与聂赫留朵夫接近的时候，作为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不受官方教会摆布。然而岁月流逝，他禄位高升，该时社会保守势力抬头，他的精神自由受到了制约，且不说家庭方面的问题，他父亲死后要举行安魂祭的问题，也不提他母亲希望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多多少少要他这样做的问题，就说在机关里，他也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参加种种祈祷、供奉、谢恩等诸如此类的宗教仪式，难得有一天不同宗教的外在形式发生某种关系。他对付这些仪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佯装相信他所不信的东西（凭他那诚挚的本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要么承认宗教的这些外部形式都是弄虚作假，从而重新安排他自己的生活不致与之同流合污。但是，为了做到这么一件似乎不起眼的事，却要付出很多代价，除了要同他的四周经常发生摩擦以外，还必须改变自己的地位，放弃他的公职，不再凭借公职为大众谋利，而他认为他眼下是在为大众谋利，他还指望将来做得更多；最后，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坚信自己的看法绝对正确。他倒是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犹如我们这个时代凡受过教育而又思想健康的人一样，只消稍
稍懂得一些历史，大体知道宗教的由来，知道基督教会的源起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此种看法乃是合理的，不承认教会当作真理宣扬的教义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他这个正直的人却纵容自己说了个小小的谎话：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东西之所以不合理，就得首先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东西。这是个小小的虚伪，但这小小的虚伪把他引入了更大的虚伪，以致他现在不能自拔。
他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出生长大，周围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信奉东正教，而且，如果不承认它，就不能继续他那为大众造福的事业，因此临到他对自己提出东正教是否正确的问题时，他便想好解决问题的周全办法：为弄清这个问题，干脆把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和孔德的著作撇过一边，去读黑格尔的哲学、维奈和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论著。自然，他也就在他们的书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对他矛盾言行的宽解之词，为他遵奉宗教教义的自辩之说。从小就受到熏陶的宗教教义虽为他的理性所否定，然而缺了它，整个生活就充满种种烦恼，而只要承认它，所有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于是他学会了当今流行的诡辩，例如个人的智慧不足以认识真理，真理只向一群人显示，领会真理的唯一途径是聆听启示，而启示则寓于教义之中，等等，从此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参加了祈祷、安魂祭、弥撒、持斋，对着圣像在胸口画十字而不觉得是在作假，从此得以继续在国家机关里工作，为大众造福，得以在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中觅到慰藉，这一来，他也真信起教来了。但与此同时，他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真切地意识到，他这种信教一点也“不对劲儿”。
正因为这缘故，他的眼睛才是那样忧悒。也就是因为这缘故，见到聂赫留朵夫后他想起了两人初识之际、虚伪尚未在心中扎根时的自我。特别在他向聂赫留朵夫匆匆暗示了他的宗教见解之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他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地“不对劲儿”，为此又添了许多痛苦和忧伤。至于聂赫留朵夫，自见到这位老朋友，在最初的一阵高兴过去以后，也有同样的感怀。
也就是因为这缘故，他们虽约定下次见面，却不再寻找见面的机会，因而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的时日里，这两个人就再也没有晤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