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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对年轻人来说，坐单人牢房太可怕了！”姨妈摇摇头说。她也点起一支烟。
“我想，这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聂赫留朵夫道。
“不，有区别，”姨妈回答，“我曾听人说起，就真正的革命者而言，坐牢是休息，是静养，地下工作者不得不常常提防意外，忍受艰苦的生活，时时为自己和别人的安全、为事业操心，可是，一旦下狱，一切忧患也就结束了，责任也就解除了，只管坐下休息好了。据说被捕后反觉得心里踏实。但对年轻的、像丽达这样无辜的人来说——而无辜者往往首先被捕——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就觉得非常可怕。可怕倒不在于失去了自由，或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或因为伙食恶劣、空气污浊。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即使比这加上两倍也能受得了。可怕的是她精神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莫非您经历过？”
“我吗？我已经坐过两次班房了，”姨妈带着忧伤的笑容答道，“第一次被捕那年我二十二岁，是无辜被捕的。那时我已有一个孩子，另外还怀着孕。失去自由，被迫骨肉分离，这当然使人难受和痛苦，但最痛苦的是当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人，而是成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想与女儿告别，他们却催我上马车。我问把我带去哪儿，他们回答到了那儿自有分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答理。审讯过后剥去我的衣服，逼我穿上囚犯的号衣，带到拱顶的走廊，打开号子门，推我进去，上罢锁就走了，只留下一个看守的哨兵，荷枪在门外默默走动，时不时朝门缝里张望一下。那才叫你痛苦和恐惧哩！我记得有件事最最使我震惊：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时，还请我抽烟来着。可见他也知道人也许爱抽支烟，由此可见他也知道人们热爱自由和阳光，也知道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剥夺我所珍爱的一切呢？把我像野兽似的关进牢笼呢？这样的事不能不在心里留下伤痕。如果那个被关押的人原来相信上帝，相信人们，相信人与人彼此相爱，在这以后他就不再相信了。我从那以后就不再相信，心肠变狠了。”说罢，她莞尔一笑。
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走进了她的母亲，说丽达精神受了极大刺激，不过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妈说，“使我特别难受的是，我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件事的祸首。”
“愿主保佑，她去乡下呼吸些新鲜空气，精神就会好起来，”母亲道，“不久就将打发她去她父亲那儿。”
“是啊，若不是您出力，她就毁了，”姨妈说，“谢谢您。我想见您，还因为想拜托您把一封信转交给薇拉，”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来，“信没有封口，您尽可以读它，读后撕毁或者把原信转交都行，总之，您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她说，“信里并没有任何会惹麻烦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帮她转交，然后就起身告辞，走了出来。
他没有读这封信，而是把它封上口，决定完成她的委托，把信转交薇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