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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的两个人中，其中之一是个年轻汉子，穿件吊面羊皮袄，脚穿高统皮靴。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手里各提一壶冒蒸汽的开水，腋下还夹了块用头巾包了的大面包。
“哈，咱们的公爵光临啦，”他一边说，一边把开水壶放在茶杯之间，面包交给兰采娃，“今儿咱买到了精品，”他又说，同时脱下皮袄，经人们头顶丢到床铺上，“玛尔凯买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可以开舞会了，您瞧兰采娃把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富于美感！好，你来沏茶。”他笑着对兰采娃说。
这人的整个外表，不论是动作、说话声音和目光，都透露出朝气和欢快。另一人个儿也不高，更瘦，灰白的脸上隆起两块颧骨，两片嘴唇薄薄的，两只漂亮的绿眼睛分得很开，与前一人恰恰相反，外表阴沉颓唐。他穿件灰布面大衣，皮靴外面套着雨鞋，手提两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走进来后把东西放到兰采娃面前，朝聂赫留朵夫弯了弯脖子，这样既算是点头打招呼，又不妨碍眼睛看聂赫留朵夫，再又伸出一只汗津津的手来与对方的握了握，开始把篮里的东西拿出来一一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来自平民：第一个是纳巴托夫，农民出身；第二个是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工厂工人。玛尔凯参加革命运动时已经三十五岁，但纳巴托夫十八岁时就参加了。他，纳巴托夫，因才能出众，从农村被录取到了城里的中学，一面读书，一面做家教维持生活，毕业时获得了功课全优的金质奖章。但纳巴托夫并没有进大学深造，因为早在七年级时他就已下决心到民间去：既然自己出身于斯，就应该把所学知识用来教育被人遗忘的阶级兄弟。纳巴托夫说到做到，去了一个村镇里当文书。不久因给农民朗读宣传小册子和创办农民生产消费合作社被捕，关了八个月。八个月后被释放，却受暗中监视，为此他去了另一个省，另一个村子。在那里他当起了乡村教师，做起了他原来做过的事，因此又一次被捕，而且关了一年零两个月，不过，牢里生活更增强了他的信念。
他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彼尔姆省逃亡，第三次被捕。坐满七个月的牢后被发送到了极北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然而，在那里又因他拒绝向新沙皇效忠，又被流放到远东的雅库茨克地区。自他成年以后，前后算来，倒有一半日子是在监禁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的遭遇并未使他对命运感到怨恨，也没有减弱他的精力，反使得他精力更加旺盛。他喜欢活动，胃口很好，总是高高兴兴、精力饱满地做这做那。他从不为所做的事懊悔，也不去猜测遥远的未来，而是把全部智慧、才干和办事能力用于当前的实际。在他人身自由的时候总是为他的既定目标努力工作：教育和团结劳动阶层，主要是农民大众。
在他被监禁狱中的时候，仍旧锐气不减，脚踏实地工作，以便同外界保持联系，与其说为他自己，不如说为他的集体，把现有条件下的生活安排得最好。他首先想到的是集体，至于他个人，似乎一无所求，什么也不需要。为同志、为集体他可以不辞辛劳，从事任何脑力的或体力的工作，而且工作起来孜孜不倦，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本是农民，所以热爱劳动，干起活来既利索又灵巧，有着与生俱来的谦逊，处处体贴别人，倾听别人的意见。他有个老母亲，是个农村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至今还活在世上，受到他的照顾。纳巴托夫如果不是坐牢，便常常回去探望她，嘘寒问暖，帮她干活，还跟他旧日的农村伙伴保持往来，一起抽自卷的烟草，比试拳脚，向他们讲解他们怎样受了骗，应该怎样挣脱蒙骗和束缚。当他思考和宣讲革命能带给大众什么好处的时候，在他脑中出现的人民还是他故乡的那些农民，生活环境差不多还是那样的生活环境，不过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土地，而不再有地主和官僚。在他想象中，革命不应改变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诺沃德沃罗夫及其追随者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的意见相左，他认为革命不应毁掉整个大厦，而是把他所热爱的这幢美丽坚实的大厦做番内部调整。
在对待宗教方面，他也表现出了典型的农民的态度，从不思索那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什么是万物之源？死后是什么样儿的归宿？上帝在他心目中一如在阿拉哥心目中那样，是他至今还没有感到对之有需要的一种假设。世界是怎么创造的，究竟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这全不关他的事，他的同志认为达尔文主义极端重要，可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场思想游戏，与六天创造出世界的说法没什么两样。
他之所以不关心世界起源，是因为他面前永远摆着另一问题：怎样才能在这世界中生活得更好？来世如何，何必多考虑呢？在他心灵深处保持着一种坚定不移的、祖辈相传的庄稼汉所共有的信念：动物界也罢，植物界也罢，任何东西都不会消灭，只是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形态，粪肥变成麦粒，麦粒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子变成橡树。人同样地不可能消灭，只能发生变化。他相信这些，所以他永远高高兴兴，勇敢地面对死亡，坚定地忍受导致死亡的一切磨难，只是他不喜欢谈，也不愿谈这样的事罢了。他热爱工作，忙于务实，并且促使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另一个平民出身的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却具有另一种性格。他从十五岁起成为工人，就开始抽烟喝酒，以排遣心中模糊的屈辱感。他第一次体验到屈辱感是在圣诞节，他们这些童工被带到由厂长夫人装饰起来的圣诞树跟前，各人得到一支价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
果，一个染成金色的核桃，一个甜无花果，而工厂主的孩子得到的却是像仙女送的那种玩具，那种玩具他后来听说值到五十多个卢布。他二十岁那年，一位著名女革命家进他那个厂当女工，发现他很有才能，就开始送他书籍和宣传小册子，和他谈话，向他讲解他所处的屈辱地位，造成这样的原因和其改善的方法。等到他明白到有可能把他自己和别人从目前所处的屈辱地位解放出来时，他更感到处于此种不公平的地位难以忍受，从而迫切要求解放，惩罚那些设置和维护这种残酷制度的人。据别人对他解释，为实现自身的解放就要有知识，于是玛尔凯热烈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社会主义理想怎样才能通过知识来实现，然而他相信，既然知识为他揭示了他们所处地位的不公平，知识也就能纠正此种不平。此外，在他心目中，有了知识还能使他高人一等。他戒绝烟酒，把全部空余时间用于学习，而当他成了仓库保管员以后，空余时间也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赞赏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非凡的才能。两年中他学了代数，几何，他特别喜爱的历史，而且涉猎了许许多多的文学著作和理论著作，尤其是社会主义著作。
女革命家被捕了，玛尔凯也因私藏禁书随之被捕。先是关进监狱，后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他结识了诺沃德沃罗夫，又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流放期满后，领导了一次工人大罢工，捣毁了工厂，打死了经理。当局逮捕了他，褫夺了他的公权，他被再次判处流放。
他对待宗教一如他对待现存经济制度一样，抱着否定的态度。他弄明白了自幼信奉的宗教实际上是荒诞无稽的东西，于是摆脱了它的束缚—起先不免害怕，后来却为此感到高兴—这以后，似乎是为了报复他和他祖辈所受的蒙骗，一有机会就恶毒地嘲笑神父和宗教教条。
现今他已过惯清心寡欲的生活了，极小一点儿物质便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一切从小劳动的人都练就一身发达的肌肉，他也一样，能承担所有的体力活儿，而且干得又多、又轻松、又灵巧。不过他最最珍视空余时间，在牢里，在旅站都不断学习。眼下他正在钻研马克思的第一卷，把这本书当作无价之宝，极其小心地藏在他的背囊里。他对所有的同志都表现得矜持、疏淡，唯独对诺沃德沃罗夫倾心，诺沃德沃罗夫的各种见解他都奉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他对女性抱有不可言喻的轻蔑态度，认为她们妨碍一切需要做的工作。但他怜惜玛丝洛娃，待她很亲切，把她看作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压迫的典型。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多说话，也不与他握手，只有当聂赫留朵夫首先与他寒暄、伸出手来的时候，才懒洋洋地伸出自己的手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