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年纪轻轻的神宗皇帝立志变法革新，熙宁元年(106四月，就特召四十八岁的江宁（今南京）知府王安石入京，企图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首先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
由于我们企图反映的主体是，苏轼在任地方官后是如何在新法的氛围中行政的。至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于后世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最终的定论。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熟知经济学的专业人士，在王安石变法这一问题上，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为佳。
所以经过耕文轩主人的粗略总结，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分为理财、农业、军事、教育等措施（内容可能会十分枯燥），其具体内容有十一项如下：
一、理财措施：
主题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说，通过限制大商人的盘剥复利，不必增加劳动人民的税赋就能使国库丰饶。在为国家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
均输法不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所首创，系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均输法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激增，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汉时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确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王安石集团的原意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一、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
二、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改革的出发点，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是扩大购买。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2.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大意是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是中国宋代政府设置的专门机构，是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抑市场物价的一种政策措施。也是王安石变法时在城市中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新法。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有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限制奸商垄断居奇，把以前归于大商人的利得收归官有，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措施其实是来源于桑弘羊的平准法，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召募行人、牙人为市易务工作等，都是王安石的新发展，与平准法的命吏坐市肆贩卖、不假手商人的作法有所不同。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结果看来不合情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