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宣宗南迁后，金国国防的重点就是河南，朝廷甚至把河东河北各地猛安谋克都迁到了河南就地驻扎以防备蒙古人入侵。猛安谋克进来了，河东河北基本上就失去了国防的正规军，蒙古人如入无人之境，史书记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谁当皇帝大家并不关心，不管皇帝是姓赵姓完颜还是姓孛儿只斤，只要百姓能过得下去，都会安心种地交租。可蒙古人的入侵带来的不是统治的更替，而是比金国更为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当时蒙军入侵的主要目的是抢钱抢粮，但钱粮都是百姓辛苦生产所得，哪可能轻易拱手与人？面对坚决抵抗的金国百姓，蒙古人开始了威慑战术：屠城。
早在与西夏作战时蒙古便已经在屠城，南下伐金更是大范围应用，蒙军所到之处皆有令，只要敌人敢射一支箭抵抗，全城军民全部屠杀。贞祐二年攻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全城老幼妇孺全部杀光。久而久之，河东河北等地十室九空，饿殍满地，成为金国直面蒙古的一块废土。
废土废弃，只能成为国家的不安定因素，不如二次利用起来，在反复权衡后，兴定四年二月宣宗接受了朝臣建议，决定将河东河北九股比较大的地方义军势力封为公爵，分别是：
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张开为上党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
封建九公给的不仅仅只是公爵的名号，还包括所领地方的全部财政权、人事权和军权，如同国中之国。宣宗算盘打的很好，反正河东河北也已经烂透了，朝廷早就无力管理，不如让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自发抗蒙，还能减轻河南的国防压力。
九公众人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确实有保家卫国的信念，比如晋阳公郭文振就在太原附近招兵买马对抗蒙军，后来寡不敌众撤退回河南又再次北上抗蒙，其部下赵益在义军主力撤退后坚守太原最后战败自杀殉国。
再比如河间公移剌众家奴，在河间路与蒙军多次作战，后来寡不敌众转移到高阳公张甫驻地信安县（今河北霸州市信安镇），二人合兵一处长期抗战，给蒙古人制造了不小麻烦。
有人保家卫国也有人要保存实力，恒山公武仙就是此类代表，由于驻地在真定，是河北平原军事重镇，是蒙军南下的必经之路，故与蒙古人作战非常多，一开始武仙尚能固守甚至主动出击收复周边一些州县，然而就在受封恒山公不久，兴定四年八月，武仙投降了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