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宝慈说：
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恭陈圣德疏》的冒不测之威，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
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
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当急于求成的。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他“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虽然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仆仆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彻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仁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藻。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两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至于妄言、名心，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日：“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十一月初九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二十七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坚韧和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曾国藩体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不断修正，不断成长的，圣人也不例外：“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
领悟了这些道理，曾国藩不再急于求成，也渐渐修正了自己的圣人观。他体悟到，天下没有毫无瑕疵、绝不犯错的超人。孔子自己都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也就是说，大节不错就很好了，小节谁也难免会有出入的。孔子高徒颜回也被尊为圣人，因为他是孔门子弟中唯一一个做到了“三个月不违仁”的人。也就是说，连续三个月，坚持了高度自制，不犯错误。他说：圣人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缺点。“‘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
曾国藩知道了，“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叶茂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熬”，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温火煮”，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同样，许多优点，也不是通过一句誓言，一段苦练，就能在自己身上扎根，只有长时间地坚持，才能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
曾国藩后来曾以培养“恕”德，来说明如何通过坚韧不屈的努力，将一项外在的美德变成自己内在的品性。他说，人的本性是争强好胜，不愿意宽恕体谅别人：“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但是只有善于恕人，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顺遂的人际环境。所以即使不愿意，也要耐着性子强迫自己这样做。“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
“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诸而详。”一开始是勉强自己去做，天长日久，就变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
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就精疲力竭，废然放弃。过了许久，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多次，进步始终不多。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他读书有愚公精神，强调“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见异思迁。这是因为本我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逃避痛苦、紧张，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则可以事倍功半。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即使在一天内，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因此，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马克思也是这样。他钻研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便演算起数学题，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诗歌，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轮流阅读。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而换读另一本书时，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
曾国藩却不懂这个道理。正如同打仗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读书行事，也以呆而硬闻名。翻开他的日记，经常会看到他数月只读一种书，而且每天读的数量都一样。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譬若掘井。以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仅读书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恒字为最高准则。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固定的日程，在家书中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样求恒，当然是极为痛苦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么办？
曾国藩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当极倦怠疲乏之时，曾国藩都要调动起“刚猛”精神与自己的本我“血战”：“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
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
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咸丰九年，四十八岁的他写信给儿子说：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亦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他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
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他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话：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赧！
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