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突袭丹麦和挪威，德国战车也开启了横扫欧洲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侵入了低地国家，于是盟军总司令部准备已久的进兵比利时的计划就付诸实施。
这一天法国政治舞台上也发生了变化，雷诺抓住这个机会改组了他的政府。
与此同时，德军的主要攻势出人意料地在默兹河展开。
5月13日，德军在三处渡过了默兹河，仅仅两天后，当荷兰军队宣布投降时，法国第九集团军的残部全面撤退。
到16日，德国的装甲纵队几乎已推进到拉昂；在瓦兹河以南，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巴黎门户洞开，无可防御德国坦克的进攻。
巴黎的卫戊司令埃兰将军极力主张政府撤离该城，但是雷诺的决心阻止了这项建议被采纳。可是外交部却开始在烧毁机密档案，外交部的院子里升起了不祥的烟柱，这自然是不会振奋巴黎人的士气的。
其实，德国人并不打算立刻向巴黎进军，而是把装甲纵队转向西北攻打亚眠，几乎全部包围了在北方的各支盟军。
5月19日，甘末林尝试着第一次对战争的打法进行了干预，但是没有效果。他以总司令的身分采取行动，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军事上的惨败使雷诺能够作出人事上的变动，这是他当上内阁总理以来，一直想要着手做的。
大战在即，法国总统雷诺再次改组了他的政府，他终于把达拉第排挤出国防部，并任命已从叙利亚召回的魏刚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力量，又把贝当从西班牙召回，担任内阁副总理和雷诺的首席军事顾问。
雷诺让这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人物在这样危急时期中担任领导，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重振国民的士气。在这点上，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报纸上发表了赞歌，称颂贝当和魏刚的赫赫盛名。
但当魏刚在5月20日上午9时接任指挥时，战局已经陷于绝望，他似乎已得出结论，早则在5月25日就必然战败。
且由于指挥换人而产生的延误，增加了盟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混乱；而法、英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失灵，则加深了法国人中间日益滋长的疑心，以为他们的盟友正在打算在危难中丢下他们不顾。
5月24日，雷诺被说服发电报给丘吉尔，要求英国方面忠于执行总司令的命令。
其实，哪一些命令是上一级的指挥部发出的，哪一些不是它发出的，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从一开始，形势的发展就总是远远超过了这些命令中所估计的情况，致使其中所作的指示几乎总是落后于形势，因而在指示还未发出之前，就已无法执行了。
如果把通讯设备失灵这一点也考虑进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法国统帅失去了信任，为什么法国人认为，英国人是接到了伦敦的指示，故意拒不执行命令，以便在法国人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情况下拯救英国军队。
从这一刻起，欧洲战场的局势彻底的失控了，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比利时二十二个师、英国九个师和法国三十多个师，连同几乎全部的装备，在战斗中都被消灭了。
而法国军队剩下的，则是一条沿着松姆河和埃纳河延伸到马其诺防线西端的临时构筑、工事单薄的防线。
随后德国人在松姆河-埃纳河一线展开了攻势，两天之内就突破了防线。
6月9日，法国内阁作出了离开巴黎的决定。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已不再能认真地抵抗下去，而由于意大利在6月10日参战，更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
6月l4日，德国军队列成堂堂的阵容开进了巴黎，法国投降。
德国人在法国大获全胜，那是毋庸置疑的。而欧洲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日之间的战局。
要知道眼下的日本和德国那可是盟友的关系，德国人在欧洲的胜利，日本人不但会感到荣幸，同时也深受鼓舞。
看看盟友在欧洲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单挑世界所有的强国，甭管是强大的英法还是其他国家，在德国战车面前都只能瑟瑟发抖。
在平定波兰之后，令人发怵地沉欧了半年之久的德国，于昭和15年4月份闪电般地领了丹麦和挪威，继而又在5月10日调转矛头，向西开始了强大攻势。
德军的攻势由于机械化兵团在空军密切支援下进行了果敢突击，很快便突破了法国主要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北翼。所谓希特勒的闪电战，象怒涛一般席卷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迫使英国于5月29日从敦克尔克撤退。
6月10日，意大利参加对英法的战争，随后法国贝当政权迅速投降。
这样一来，君临七大海洋的大英帝国在新兴德国面前也仿佛陷于累卵之危了。
德国人的战绩刺激到了日本狂热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认为德国人能做到的，大日本帝国同样能做到。
所以当德国人横扫欧洲的消息传回日本之后，日本国内迅速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首先是欧洲战局的急转直下，给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以及其他南方各地带来了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变化。这也关系到中国事变的处理问题，于是日本朝野上下便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南方。
特别是军队和政府方面，考虑到随着英法等的败退，德国势力势将迅速扩展到南方；因荷兰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的归属问题；以及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德国势将对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等等，认为必须对此采取对策。
于是乎，有田外相很快就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称战祸一旦扩展到荷属东印度，对于东亚的安定是不妥当的，这就暗示了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关切态度。
接着，日本政府决定再向各国建议，维持并确保荷属东印度的现状。
对此，荷兰发表声明，表示关于荷属东印度问题，不接受他国的保护，美英也强调维持荷属东印度现状。
德国驻日大使鄂图则是通知日本政府，表示德国无意干预荷属东印度。
于是乎，日本方面觉得有必要体现一下存在感，借着法国战败之际，向法国提出一系列的过分要求，其中核心是逼迫法国政府关闭滇越铁路。
此时的法国政府自顾不暇，只能同意不准通过法属印度支那运送援蒋物资。
而日本为了监视这一誓约的执行，大本营派遣以陆军少将西原一策为首的机关，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设置了常驻办事处。
要知道，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和缅甸运输线都是援蒋的主要运输线。尽管有了上述誓约，但是仍然难以看出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对封闭这一运输线抱有诚意。
另外，仅仅靠人员很少的日本派遣机关来进行监视，是不可能指望完全断绝的。
同时，大本营为切断缅甸运输线，根据地理条件有必要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物色可供对昆明方面进行空中作战的基地。
英国对当时日本提出的关于断绝缅甸运输线的要求，果断表示拒绝。
大本营从作战的全局出发，迫切感到有必要将第5师团火速调到上海地区集结，应对当前日益紧张的形势。
一时间，日军各部队调动极为频繁。
与此同时，受此影响，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变的波诡云谲起来。
短命的阿部内阁总辞职之后，国内希望后继内阁的首脑由枢密院议长近卫公再次出马的呼声很强烈，特别是陆军支持这么做。
但由于近卫公坚决不干，没能实现，于是组阁的敕命便落到米内海军大将身上。
然而，近卫文磨虽然没有出任首相，但他却在酝酿另外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立日本新政治体制。
近卫文磨提倡新政治体制的真实意图是，要由自己来创建新的国民组织，以国民舆论为后盾压制军部。
近卫认为，自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以来，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只有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为背景组织政府，才能压制军部的专横，解决中国事变。
而近卫文磨的这个意图，大本营当然是无从得知的。
近卫文磨于6月24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着手推行新政治体制运动。
作为眼下政界众望所归的人物，由近卫文磨来建立新政治体制的这个倡议，果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显示出都要集聚在近卫公旗帜下的趋势。
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新体制运动也逐渐在社会上高唱起来。
陆军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这个新政治体制运动，他们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近卫内阁来积极推进对内对外政策。虽然近卫文磨曾公开表示，开展新政治体制运动并不一定要更换政权，但是为了强有力地开展这个运动，需要出现近卫内阁，这在客观上已是大势所趋了。
于是乎，陆军大臣畑俊六于7月16日单独提出辞呈，于是米内内阁被迫全体辞职。
当时米内首相曾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相的人选，但陆军根据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所谓三长官会议的意见，以提出继任陆军大臣人选有困难为借口予以拒绝。
陆军的这种作法，被认为这是以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为挡箭牌来干预政治，因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攻击。
7月18日，天/皇终于向近卫下达了组阁命令。
近卫文磨随即第二次组阁，并决定了陆、海、外三相的人选，接着便举行了四首脑会谈，试图就当前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问题协调意见。
至此，日本的国策将会向着战时体制转变，这个东方强国将会一头扎进更深的战争泥潭，最终将自己溺死！